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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是麦金农效应。麦金农的基本观点是金融抑制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，会遏制金融发展，所以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是不利的。第二个是斯蒂格利茨效应。斯蒂格利茨发现，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，一方面各国积极推进金融的市场化、国际化改革，另一方面金融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对经济增长与金融能够稳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他进而指出，如果一个经济体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框架，完全的市场化可能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不利。政府适度的干预反而可能更加有益。

应该认识到的是，这些年银行也在不断的市场化。过去说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的时候歧视民营企业、偏好国有企业，但很多银行的业务人员可能会觉得这个指责不符合实际，银行考虑的并非产权本身，而是风险与回报。从银行的角度看，国企拿到了很多贷款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回报稳定、风险较低。最近的一个实证研究就发现，如果以所有制来解释银行的信贷配置，确实可以看到代表国有的变量显著为正。但如果再假如企业规模的变量，其作用更加显著，而且所有制变量变得不显著了。这个简单的统计分析表明，银行将很多贷款配置给国有企业，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比较稳健。换句话说，银行给大企业的偏好远远超过对小微企业的偏好。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是大型企业，那么它的融资可能也不是那么难。这并非否定国有企业依然在享受所有制溢价，但银行考虑的因素确实在逐步发生变化。

第二，中国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的矛盾，就是监管部门的双重责任，既要承担对行业的监管责任，同时也要承担行业的发展责任，而这两个责任之间有时候是会有矛盾的。如果一个监管机构的目标是把本行业做大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风险因素。而做大本行业对于监管部门是由政治利益的，因此在两大责任之间，监管部门很容易出现重发展、轻监管的倾向。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保险行业就曾经发生过。

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：40年以后，中国从以前的一家金融机构开始，改革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，这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规模很大、监管很弱、管制较多。还有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，上面这个图就是把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体系放在一个把坐标当中，这个图反映的是2015年的数据。其中横向的轴是银行在总金融资产当中的比重，越往右走银行占比越高。可以看到，日本（JPN）和德国（DEU）处在美国（USA）的右边，这符合日本和德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、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般看法。纵向的轴是金融抑制指数，越往上走政府干预的程度则越高。其中香港（HKG）和新加坡（SGP）属于金融抑制程度最低的经济，巴西（BRA）和印度（IND）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抑制程度则比较高。在这个坐标中，中国（CHN）处在右上角的位置，这表明，与其它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，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不仅银行占比高，金融抑制程度也非常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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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方面，从2016年以来的这波经济反弹，制造业投资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。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低于产能利用率和工业企业收入的增长。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，下游需求扩张的时候，制造业投资快速扩张，这些投资活动成为了当期经济的需求，助推了经济的扩张；但是，一旦需求回落，上一轮的投资变成供给，又会导致供需失衡，经济加速回落。对投资的抑制使得2017年经济增长弱于以往，但是却保存了经济增长动力。2018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有增长空间。企业部门，特别是工业部门利润率低，负债率高是影响中国债务的重要原因。通过供给侧改革稳定了工业企业利润，有助于企业部门去杠杆，为托底经济提供了支撑。